~ MamakTalk ~: #METOO 專訪伊藤詩織:對於性侵事件,人們不該只有一種理解方法

2018年10月27日 星期六

#METOO 專訪伊藤詩織:對於性侵事件,人們不該只有一種理解方法



女人迷獨家專訪在日本#METOO 運動起關鍵作用的記者伊藤詩織。她說,看著台灣前輩走過的路,她對未來有信心。

許多研究證實,人或動物在遭遇驚嚇、危險或絕望等極端處境時,身體會進入凍結狀態,無法聽命於意志,這是生物自然的保護機制。更別說許多倖存者在遭遇性侵當下,選擇服從、不掙扎,避免激怒施暴者,以確保最大生存機率。

上一篇專訪,伊藤與我們聊到日本法律給性侵「受害者」的規範:你要一邊尖叫一邊抵抗、要讓對方施加暴行致受傷,法律才可能保護你事後追索正義的權利。

不只是法律,社會對性侵倖存者,也只有一種想像:必須看來淒慘羸弱、無法好好說話、衣著樸素「安全」。然而倖存者是活生生的,他/她不是一組抽象「概念」,不論他/她是什麼樣子,他/她就是性侵倖存者本人。

伊藤記得自己首次開記者會那天的情形,「一位我尊敬的記者朋友告訴我,『妳應該穿著如黑色西裝外套般的服裝,人們會比較容易相信你!』」伊藤笑著說,「後來我告訴他,不,我要穿著讓我能感到舒適自在的衣服。」

她決定以自在為考量,穿著白襯衫、不扣頭兩顆鈕扣,呈現平常模樣。這個決定,使她遭受到整個事件中最嚴重的輿論攻擊。「你們看,她是個蕩婦!」她覆述著當時輿論的評斷,心有餘悸,停了一下才繼續說話,「這也是我決定不扣鈕扣的原因,我不甘心人們對於性侵事件,只有一種理解方法。」

讀到這裡,或許你會覺得伊藤性格反骨。然而站在她的角度思考,社會想像的「安全」方法、對受害者的規範,從來沒有阻止性侵施暴者犯下罪行,反而不斷讓性侵倖存者陷於「不敢說」、或被輿論攻擊的困境之中。

以自己的樣子,正面迎向世界,也足以對社會產生衝擊。「我從未在網路放自己私人照片,但不知怎麼地,許多人透過各種方式、搜尋我朋友的 IG,找到我的照片,其中一些人找到性侵事件兩個月後,我在工作場合握著相機微笑,人們就說,『你看,性侵兩個月之後,她居然能對著鏡頭笑,她一定是在說謊!』」

漸漸她發現,不是鈕扣的問題、也不是能否在工作場合保持微笑的問題,任何一點小事或表現,都可以證成她是說謊的犯人。另一方面,人們對加害者也只有單一想像,任何不符合想像之處,都彷彿能自動證成加害者無罪。

「認為被害者或加害者該長什麼樣子、怎麼表現,都是強暴迷思的一環,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需要現身,以我的臉、聲音和名字說話。因為在事件之後,我的人生仍必須持續下去,和其他人一樣。」

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,你必須相信你自己

「但是你知道,首先,你必須要先能夠生存下去。在我們的社會要生存,就必須工作,才有錢吃飯與生活,如果決定要講述性侵事件,你可能會失去工作,可能遭受到輿論攻擊,使人難以繼續生存。」

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,我無法指導他人一套『創傷的生存方法』,這也是我想對其他倖存者說的:『請以活下來為優先考量,你能夠以你的方式生存下來』。」「我常告訴其他倖存者,你最清楚這種痛,別人可以批評你的痛苦、或隨意評斷發生在你身上的事,但發生了什麼事你最清楚,所以第一件事情是,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,你必須相信你自己。」

「而對我來說,我的生存辦法,就是說出真實。」她淡淡地說。

伊藤垂下眼,看著自己的手心,「你知道,其實為了活過那一段難熬的時間,我依賴酒精、安眠藥和各種藥物。」她說到這裡,音調略略提高了,「因為必須活下來,當然我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好點子,性侵倖存者或受PTSD(創傷後壓力症候群)折磨的人,最好的情況是不要依賴酒精或藥物,但⋯⋯我當時確實需要如此。」

生存下來,等到感覺好一點,才可能跨開下一步。不過,跨開下一步,也會需要他人的支援幫助。「如果倖存者不能安全地說出來,就很難得到幫助、很難走出事件的創傷。」

伊藤說,她發現這件事,是來自信箱湧入的信件內容,「這些信件來自許多性侵倖存者,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可能已經距今有十年、二十年了,然而因為她們從未獲得好的支持,這個陰影持續不斷地傷害、癱瘓著他們的日常。」她換了語調,「也許有人會覺得,她們保持沉默,並沒對社會造成損失啊,可是我想說,這對社會來講,就是巨大的損失啊。」

她以 Lady Gaga 為例, Lady Gaga 如此具有影響力的大人物,也忍了七年, 每天與 PTSD 戰鬥,七年後,才有力量說出自己曾被性侵的事,並且在訪問中表示,她至今每一天仍掙扎地活著。

「時常有人問我,你復原了嗎?我總是笑著回答,不,我每一天都在嘗試著努力生存下來。」伊藤苦笑,在日常生活縫隙,當晚事件仍會在腦海中一閃而過,使她突然落淚。

「性侵的傷害是很內隱的,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徑會造成明顯外傷——例如斷了骨頭、鼻子歪掉、流血等等,然而即使肉眼看不見,也不表示這樣的傷害不存在,傷害在那裡,那是無法否認的事實。」伊藤認為,性是人類生存的基本,傷害一個人的性,容易造成巨大傷害、也具有摧毀尊嚴的力道。「性也被許多戰爭當作非常有效的武器,去摧毀一個人、一個家庭、一個社群、乃至一個國家。」

其實,我對山口並沒有很多的憤怒

在警局報案之後,伊藤就告訴她的家人了,「我不希望他們是從第三方那裡知情的。另一方面,我也想告訴我的妹妹,我發生了這樣的事,如果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,她可以告訴我,我也可以依經驗跟她說可以怎麼做。」

「我是很幸運的,我的家庭從未阻止我做任何事,包括上法院、或者出版成書。但是我爸爸倒是很生氣,他說,『妳怎麼能這麼平靜?妳不夠生氣,為何你不夠生氣?為什麼?』我的母親也非常憤怒,她的反應是『我要殺了那個人!』」伊藤搖搖頭,「我只能說,我確實走過那個階段,但是,一直憤怒又能怎麼樣呢?」

伊藤的家人反應雖情緒化,但是從未阻止她做任何事,在日本,許多家庭會阻止性侵倖存者報案,「他們會視為這是對家族的侮辱。」伊藤說。但她確實沒有辦法放心地跟家人討論,「因為他們太容易激動,我可以理解,討論這件事,那對他們來說太痛苦、太困難了。」

讓傷害顯像,才可能發展支援系統

說出真實,有可能對倖存者造成傷害。例如檢察官一開始就告訴伊藤,如果決定提告,在日本,妳就不必再當記者了。伊藤說,那好吧,我就在別處工作,或做一個自由工作者,「我可以承受失去工作,但我不可以失去我的信念。」

講到這裡,她露出溫暖的笑容,提到這段期間有許多很棒的人在身邊支援與陪伴。《Black Box》之所以能成書,其實大量倚靠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協助。「許多當時的錄音檔或文件,我其實不敢再打開了,是那位朋友協助我謄寫,這本書才有可能完成。」

另一方面,《Black Box》的女性編輯也頂著壓力,性侵伊藤的山口,也屬於同間出版社的重量級作者,她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其他部門保密,到最後成書階段才以「木已成舟」之姿,讓公司無法拒絕出版。「編輯告訴我,這本書的寫作必須快,因為一旦消息洩漏出去,很可能這本書就會受到施壓而無法面市。」

伊藤說,支援她的不只是女性朋友,也包括男性。「我必須說,在這個過程裡,我的生命裡出現了許多英雌與英雄。以我的檢察官為例,一開始他表現得挺可惡的,但他畢竟是人,最後他幫助我很多,他做了一些即使可能會威脅到他的工作的事,最終雖然仍必須不起訴處分,但他仍很努力。」

這條路,沒有辦法一個人走。「我有非常多朋友的協助,許多人是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幫忙的,許多人告訴我,『你知道嗎?我不想放棄我的人格,所以我決定要做這件事!』很多時候反而是我急忙阻止對方:『不,你不需要這樣做,我們來仔細想一想再說!』這是過去三年,我所經歷最美的事情。」

看台灣前輩走過的路,我對日本也有信心

如今,伊藤也希望能夠替日本性侵倖存者打造可以安全訴說、獲得支援的環境,「至少從改變法律開始,即使表面與本心不同,但至少可以從遵守規矩開始做吧,日本人至少是重視表面、遵守規矩的。也期待從法律開始推動教育、並逐漸創造出可以說的環境。」

我們問她,你對未來樂觀嗎?她說,必須要樂觀啊,而且必須改變!「這也是日本應該向台灣學習的地方,我這次來台灣,才知道台灣有許多支援性侵受害者的團體、社工、以及媒體。我知道你們認為現況不完美,但你知道,與日本一比,台灣的法律與支援系統相對是進步的了。」

她眼神閃爍著光,「如果你們回頭看,會發現台灣已經走了好長一段路,台灣走過的途徑,日本絕對可以參照,我知道情況一定可以逐漸改善,我們一定可以做到!」

最終,伊藤仍想回到日本生活,她現在回日本已經不再那麼害怕、也不再偽裝躲藏了,不只是因為夥伴的支應讓她感到溫暖,她也持續透過工作給出關懷,感受到自己仍有很多能量。近期,她在紐約獲獎的紀錄片,以孤獨死為題材,眼光仍望向日本,探討人與人之間如何失去聯繫、又如何可能步步重新建立連接。

「最近我還學了格鬥拳擊,不是為了攻擊,而是幫助我感受,我是可以掌握自己身體的的。」她笑,我們要自己把力量找回來、鍛鍊出來。

讓自己與身體重新連結起來,讓人與人以關懷連接在一起,形成健康互助的社群。不只是性侵倖存者,在個體與個體逐漸失去連結與關懷的社會,如何療癒傷害、如何長出力量支援自己也支援他人,這是伊藤正在努力的事,訪問到這裡,我知道這不只是性侵倖存者的課題,這裏已經不分我們與他們,這也是所有人應該共同與各自努力的事。


来源:Asia Travel Boo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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